第四章 教會處於窮途末路上
第四章 教會處於窮途末路上
在那亞西西鄉野中一座簡陋的聖堂內，當方濟發現了他真實的聖召；當他聽完了神父的福音解釋，知道了宗徒們為主耶穌所派遣的使命意義時，也正是教會因著她自己的權力慾望，致使自己癱瘓而走投無路之際。那麼，當時的教會像個什麼呢？她的家境又如何呢？有何形勢潮流使教會受到震盪？
壹 權力充斥的教會
自地十三世紀起，教會在權力上已達到了極點，實在說來，教會已建立起現世極巨大的權力。主教府及修道院遍佈歐洲，而且是穩固地建立在廣大的土地財產上，主教及院長們成為實際的封建地主。
若望‧羅塔利歐（Giovanni Lotario）於1198年晉陞為教宗，號稱依諾森三世。教皇職在他的統禦下，很快地便成為世界的仲裁者，為了這目的，他掌握著一種可怕的武器，那是在打擊諸侯君主方面，以「開除教籍」作手段，它能免除人們的忠誠約定。以宗座權威的名義，依諾森干預了兩位為帝國王位敵對者的爭執：他排除了德國諸侯所喜愛的皇帝候選者斐理（Philippe de Sauabe）而立了自己人奧托（Otton de Brunswick）為帝。不但是在皇帝繼位上有著權力，一二一三年，他要英國國王承認是他的封建君王，並要給予他忠實的誓約。新的神權主義式的教皇夢想似乎就要被實現出來了。
貳 教會成為自己權力的俘虜
但是，因著教會自身在現世的權力，她也發現自己被禁錮於封建體系內。她在一個為她本身相當生疏的情況下行動著。在教宗國瑞七世的革新成效上，一個世紀或更早半個世紀前，無疑地，教會她回收了基本的自由，她能由自己任命主教及牧鐸。因而教會在諸侯君王中恢復了其獨立自主權，然而這個革新運動在教會內部卻達到封建體系的高峰，教會沒有放棄她身為地主及施主的作風，主教及院長們仍繼續是封建的顯貴人物，有時他們更是地主，而非牧者；是公爵而非教會的人；他們單為現世的政治或俗世事務所纏繞。提取稅收、訴訟案件、奢華的排場、參與戰爭……等，同樣地也做著在一般人處境上不可避免的事務，教會本身就在試圖結合其精神性作用及俗世的責任。雅各樞機主教（Le Lardinal Jacques Virty）報告了在羅馬教廷留停數週後的看法，說：「他們如此地為現世事務及訴訟案件所纏，其所關心的只有國王及諸國的事，卻難於使任何一個人聆聽有關宗教信仰的問題。」（R.B.C Huygens: Letters de Jacgues d Virty, Leiden, 1960, p75）甚至修會的領導者也深受其影響，儘管修會本身在西篤會革新之後，有著極大的進展，卻難擺脫封建制度的影響。
當然，這並不是說在教會內每件事都是錯的。在教會內，人們也能在許多平凡之外，發現有真實聖德及高貴虔誠的表率。然而，無疑地，教會在其精神性使命的觀點及實行上，能使人感覺到她世俗性的情況。她失去了福音反省的幅度，她在現世所行的是權力的表現，我們可以觀察出，不久之後，她便看出自己受到了威脅。因此為了保護信仰，抵抗異端邪說，她必得使用暴力的手段來鎮壓。在一一八三年至一一八五年間的威羅內大公會議（Concile de Vrone）便命令龍巴（Lom Bards）的主教們，對那些不願悔改的異端份子施以公正的懲罰，也開始日後的「異端裁判所」的建立。一二零九年，面對加泰派人士（Cathares）的固執，依諾森三世決定使用武力，為了教會的益處驅除他們，也發動了所謂有名的反抗阿爾比兼派人士（Albigeois）的十字軍。
叄 教會對其周遭新世界的不解
面對富裕及權力的教會，一般的基督徒和神職人員感到一種極深的不安，而在城鎮或鄉間的平民百姓也漸漸地發現，他們自己似乎是不在這教會的大家庭了。牧者們不但如同封建的地主，連他們所表現出來的也是如此。這個危機也因為社會的轉變，以及隨著公社組織的形式所產生的新社會的關係而擴大。在城市裡，新的社會結構之產生解除了封建體系，商業及手工藝的社會消除了所有附庸的概念，它所期望的是自由、民主。至少基本是如此的。
以新興的公社世界的眼光來看，教會由於她現世采邑領主的態度，成為一個過時且含有壓迫感的社會體系。而在教會方面，主教及院長們面對新的城鎮體制，再也不能隱瞞他們的懷疑及敵視。在Guibert de Nogent的”De Vita Sua”（一一二四）一書中，對公社運動的開端，有關神職人員的反應，有一個很好的解釋：「公社是一個新而且惡劣的字眼。」在這短短的一句話中，含著深長的意義。它表明了對正在進行的運動完全缺乏認知了解，不但是「公社」一字使那些神職人員深感恐懼，公社體系本身亦然。在雅各樞機主教給中產階級人士的宣道中，對公社便有著反對之意，並且在他來說，公社就是那在默示錄中野獸的傑作：
「其實，它們不就是那『混亂的城市』？那些團體，更好說是似乎由一大堆藜蒺樹枝所糾纏在一起的同謀者？那些虛偽的中產階級者，他們只是依賴他們的成員，卻欺壓他們的鄰人，和以武力讓他們屈服嗎？如果說讓那些盜賊及放高利貸者作償還是對的，為何同樣的事情，那些不講理的公社卻不去做呢？那些說謊的毒蛇，並不為使他鄰近的貴族們感到畏懼而滿足，甚至要霸佔教會，且以他們邪惡的組織來破壞及葬送教會的自由咧！還嘲笑神值班。即使是虔誠的，也不能允許平信徒佔有教會的財產，平信徒的責任唯有服從，他們沒有要求的權力。公社正如同聖經上所說的獅子、殘暴地把它的獵物撕成碎片，也如同潛藏海中的龍，在偵察它的犧牲者，為了吞食他們。這龍是具有尖銳尾巴的動物，它用它來傷害其他人。但它有著多數的頭，且互相爭鬥；就在同一公社裡，他們只是相互嫉妒，一事無成。他們也彼此辱罵、排擠、欺騙、侵略及欺壓。公社之內是恐怖、公社之外便是戰爭。」（J.P. Vivet: Les Me’moires de / Europe Lop cit, p.370）
這類神職人員的抨擊，使得許多仍由中產階級人士所治理的城鎮發生了混亂局面。然而教會本身仍被禁錮在自己的過去歷史中；無論在管理上、精神上、權力的觀念上，甚至在神修上，教會都仍在封建制度的體系內。封建及神職主義思想已深入教會的骨髓中。而因著社會革新所引起的問題顯然在於，基督信仰是根據權力而來的一種型態觀念，同時，這種型態由統治者及保護者的姿態表現出來，其實它們已無法與新的社會渴望及關係相應，新的教會關係並不建立在附屬的型態，而是一種相對的組織。
因此，當此時，一個新的挑戰出現了，一塊新土地將開發耕耘，教會發覺自己仍被封閉在土地所有者及施惠者的身份上，被鎖在舊有陳腐的封建體系內，而忘了她正處理這變動的世界中，應該實現其福音反省。她再也不了解福音中「有一個撒種的人出去撒種」這句話的意義了。她應當走出這體系來，並且予以聖化才行，同時應在其中建立起她現世的正常位置。不過這要求著教會放棄自以為是施惠者的身份，如同權力、財富。只有在這樣唯一條件下，她才能面對這新的社會，並在與其接觸中革新自己。她若不能如此行事，那麼，她將招致困窘了。
在這一點上，在各處多多少少產生了混亂的狀況，因而有許多小團體或社團形成。他們主要的作用，便是在對抗那高級神職階層的財富及權力，他們願意重返福音的貧窮與簡樸，並重新呈現初期基督徒團體的生活型態。其中最為獨特的型態便是一個更自由、更有弟兄友愛關係的生活。這些不同的運動不是出自高階層者或社會領導者，而是出自一般民眾及新近產生的團體，即工人或商人團體。很快地，他們散播地又廣又遠，並且獲得極大的成功。它就像一把利劍，字基督徒的深處脫穎而出，那教會的古老組織開始為之動搖。龍巴底（Lombardia）的「謙遜者」（Humilies）、「貧窮者」（Pauvers）、「公教徒的貧窮者」（Pauvres Catholigues）、「瓦登派」（Vaudois）、甚至在羅爾蘭（Lorrains）地區的農夫們也團結起來，為共同學習新的全書，所有的人全無例外地，都一致表示出願意回到福音簡樸的生活態度。共同尋找一個弟兄友愛及福音使命的基督徒團體；同時也是一個更能符合初期教會及適應該時代新社會渴求的生活。
然而，在這些運動之間，有些原是為尋求革新教會的，卻太過於激進，最後，他們開始對組織性的教會提出了質疑。
肆 火與劍
在這些運動中，以加泰派（Cathare）最為重要及尖銳。這派運動也是標榜返回初期基督徒的純淨；然而，它所宣傳的理論是一個面目全然改觀的聖經及福音。其實說來，那是一個新穎的世界歷史觀，其產生於法國南部，並持續發展，而使這理論傳播到義國的北部。它也滲入公教國家。教會開始有了反應，且以良心的約束來恐嚇那些容忍這異端的城市。然而，在某一地區遏制了它，這運動卻又在他處另起爐灶，且更盛於昔日。
一二零八年一月，教宗的代表伯鐸卡斯得諾（Pieere de Castelnou）被加泰派人士謀殺，教宗依諾森三世便下了一道警示：「伯鐸的船隻完全受船難之威脅，在這前所未有的暴風雨中，我們非得儲備一個有力的協助不可。」（J.P. Vivet: Les Memoires de I’Europe, t.l, op, cit; p.284-285）聖道明及其弟兄們在蘭奎多（Languedoc）的宣講，與他們的福音生活表樣，在教宗眼裡看來也不足以抵擋，所以他認為應有些較有力的方法來遏制，教宗便發起了十字軍。同時，也在法國南部如火如荼地發動起來了。一二零九年七月，貝其爾（Beziers）被攻陷，也完全被火焚毀，千萬基督徒無論是公教徒或異端人士皆被殺害，這還是在教宗代表，一位西篤會會士阿爾諾得阿馬爾力克（Arraud Amalic）的監督下發生的。下一個遭到同樣命運的城是卡卡遜（Carcassonne）。異端確實被殲滅了。但所付出的代價何其大！十七年後，貝齊爾大屠殺的憤怒仍在人們心中，一二二六年，吟遊詩人Guilham Figueira便如此說道：「羅馬！你和西篤會應該為在貝齊爾城可怕的屠殺負起責任來。」
殘酷作為的爆發，並未讓基督徒的地位因此提高，問題的主因並未完全去除。面對這個情況，人們或可了解，何以依諾森三世在其夢中見到如此夢靨──即他看見拉特朗大殿正在傾覆著。
伍 無法抵擋的期望
縱然如此，基督徒信眾對教會革新的渴望仍強過其他事情。教會就在一位對該時代有極大見證性，且富有充滿歷史希望遠見的人身上，發現她本身先知性的表達。這人便是一位退隱荒野的西篤會士若雅敬（Joachim of Fiore 1145～1202），他在卡拉普雷（Calabre）的息拉（Sila）隱居。為了象徵出醞釀於內心的希望，他以一個「斐歐雷」──亦即「花」──來說明尚未完全實現的遠景。若雅敬是位溫順、純潔、對基督及一切事充滿熱愛的人，他生活在窮困的處境中，且認為只有自願的貧窮才能使人更接近天主。
在他祈禱山洞前的百年古松樹蔭下，若雅敬全心地為教會的革新而祈禱，他夢見了一個新的時代，就在他為聖經所作的註解中，他稱呼那是一個卓越的時代。他的著作直到一二四零年前還不為人所知，不過，他的理想卻早在其他門徒於各處的推動中，悄悄地在人們心靈中滋長，在人們心中昇起了光明的憧憬。
若雅敬所提出的歷史觀點既不失其重要性，且具衝擊。尤其它具有引人注目的特點，因為這觀點宣稱，歷史的最後即將來臨，那便是教會的革新，也是在聖神內自由的世界。在聖父及聖子的統治後，那要來的便是愛和自由，而聖神的時期就臨近了，若雅敬把這時期作為默觀修會生活的理想。一個完全由聖神統治的教會信仰，它不再以基督為中心，乃完全集中在聖神上。
若雅敬期待天國能降臨於此世，目前的瑣事會在永恆福音的光輝前消失。這種歷史觀點的問題就在它逃避了歷史，默觀隱修的結果便是遠離了世界；這種觀點也許能激起希望卻不能讓這些希望實現。真正的教會革新要能面對教會與歷史，也唯有人在此世中行動，才能實現這種和教會與世界相遇的事實。
在亞西西城郊一座廢棄的聖堂內，有位名叫方濟的青年在祈禱，就如同若雅敬那樣，方濟是位溫順、和平的人；但這位商人及公社組織之子，在他的心靈中，為他的時代帶來震盪；世界所有的希望及困境皆在孕育著，看！聖福音正向他說話，而福音的語言也就是歷史的語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