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弟兄團體的產生
第六章 弟兄團體的產生
方濟採用了由基督派遣，行走於普世的宗徒流浪巡行的生活，但這也並非在頃刻間使他夢想要建立一個新的修會團體。不久，天主便賜予他一些同伴，有些亞西西人也受方濟言語及表樣所感動，而加入了他的生活行列。他們便是柏納德（Bernard de Quintavlle）是位年輕人，為人所尊敬的資產階級者、伯鐸（Pietre de Catane）一位學法律的人，紀律（Gills）一位平凡的人。也有其他的人參加到他們的行列，他們起先很快地便達到七個人，後來增至十二人。自那時起，他們的數量便急速增加，在一二二零年，他們便有三千人；一二二六年，有五千人之多。出乎預料地，方濟發覺自己在這個與日俱增、日益擴大的人性團體，給予一個他所願意度的福音理想的生活方式上，面對了極艱難的考驗。
在當時，教會內並不缺乏已為官方批准的團體；當時在聖奧斯丁的神職班，尤其有按聖本篤或聖柏納德會規而生活的修士們。方濟尊重這些生活方式，但並不願採用它們，不願跟隨這些生活方式。他願意直接地追求福音的生活：「主將弟兄委託與我之後，並無人指示我應做的事。但只高者親自啟示了我：應當遵照福音而生活，我遂令人用簡單的言語寫出，而為教宗所批准。」（遺囑）
這是否意味著古時的修院生活理想非直接來自福音的啟發？當然不是！傳統的修院生活在於答覆另一種社會生活的情況及願望，基本上，它係採取一種鄉間農業固定生活方式；而本篤會的院長和土地相結相連，地產便是其維持生活的來源。從這事實來看，它很自然的便形成封建系統的型態，且與社會關係相結合。院長成為顯貴的份子，是一個主子，他執行精神生活之職責，卻也是現世權威持守者。他不僅管理他的修士們，也包括在其土地範圍內居住及工作的佃戶們。這管理權常擴及到整個地區，其權力足以達到領主的地位。就以人性的觀點來看，他仍是介於領主與諸侯的階級關係上。
亞西西的方濟卻生活在另一不同的社會空間，他是位商人之子，其所接觸的社會和土地並不相關，當時是城市與商業的社會環境，在其間，社會關係已不再是附屬於領主的關係，而是市民個體的聯繫。來自這種新社會環境的方濟，自然對某些人性價值及古代傳統修院所遺留下來的陰影特別敏感。因此，我們大可不必因方濟受欣社會中的關係所啟發，而產生的福音生活感到驚訝。因福音與歷史的相遇所產生的信仰團體生活方式是前所未有的。這新團體究竟是怎樣的呢？它的基本特徵是什麼呢？
壹 流動性宗徒生活方式
這新的福音生活方式的特徵首先是處於流動性的宗徒事業。它所推舉的是，基督派遣宗徒使命的生活型態，這種新的團體成員沒有固定的居所，其使命便是傳報福音訊息，它需要一個更大的自由活動空間，它是一種流浪的生活。恰如該時代四處漂流的商人，事實上，方濟的同伴們常是行走於路途上，這年輕的弟兄團體人數不到十位時，他們已是度著四處為家的生活方式了，方濟以二人為一組至各鄉村，開始宣講和平及悔改的使命。不久，當弟兄人數增多時，他便分派他們世界不同的地區。所有的弟兄並不全是宣講，但都被派遣，以為福音訊息作見證。「祂將你們派到普世去，是要你們以言以行，替祂的聖言作証，使人知道只有祂是全能的。」（大會）
藉著他們的使命，弟兄們因而都是旅行者，且是不屈不撓的旅行者，他們以足跡與口舌讚美天主，他們的修院便是廣闊的世界本身，它會為弟兄們帶來一些生動美妙的情趣，在德國的Erfurt時，鄉民們曾經給弟兄們提供一處作為安身居留之地，而對若旦弟兄（Jourdain）來說，他從未在修會內見過修院禁地的樣子，而他自己也是個活力充沛的遠行者，他很自然地答覆人群說：「我不知道那就是修院禁地。你們只要築一座靠近河邊的小屋，為了我們能走到河邊洗洗我們的腳。」（M.T. Laureilhe: Surles routes d’Europeau xlle, siècle, Chronigues, Paris, 1959, P.47-48）
一二二一年及一二二三年的會規都有一章論及「行走於普世的態度」它在說明旅行者是弟兄們生活的一重要部份。根據方濟，應有一種福音的態度來行走於普世，且宣講福音為構成此種生活的因素：「弟兄們與世俗人相處時，我在吾主耶穌基督內，給他們出主意，勸告並叮嚀他們切勿與人辯論與爭執。不要批評別人，而要溫良、和平、有節制、慈祥、謙虛、誠實而得體地對一切人說話。不應騎馬、除非出於明顯的需要或疾病。不論走進哪一家，應先說：願這一家平安。按照福音他們可以食用人們供給他們的一切食品。」（會二3）
貳 踰越的貧窮
這種流動性的宗徒生活是專心於貧窮的弟兄生活，和領土的開拓是不能並存的。喪失了教會的「封地」或「教士俸祿」，弟兄們是沒有生活資源的。為了生活，弟兄們應於他們行走普世所路過地區的人們家中受僱，或者投奔求助於「主的餐桌」，亦即行乞。再者，他們拒絕接受金錢，因為在那個時代裡，金錢如同食物中的蛆重，是財富及權力的新象徵，就是它破壞新社會的人際關係，人們應避之瘟疫：「弟兄們無論如何不得……親自或通過他人接受或乞求金錢……」（會一8）「我堅決禁止眾兄弟，無論如何不得直接或間接接受金錢。」（會二4）除了為弟兄們疾病的原因，應沒有任何例外。
流浪及行乞的貧窮，使弟兄們和基督緊緊地生活在一起，祂連放置枕頭的地方都沒有，並且生活在他人的慷慨施捨中（參會一9）。跟隨貧窮的基督，沒有避護之所，初期的弟兄們如同「流浪者及旅客」行走於普世。偕同基督，他們生活在「出谷記」中，並舉行踰越奧蹟，也就是說，從現世渡過，到達天父（參文大七9）。初期方濟會士們的貧窮是整個深入，並藉著踰越的氣息之提昇至真正地邁向天主所誓許的福地。這也是何以整個弟兄團體是生活在如同被釋放者一樣的喜悅之境界。在這新興的公社團體中，所信任的是它的自由，但又為金錢所奴隸；方濟和他的同伴，卻因為他們的貧窮喜樂，而宣告了真正的青春，以及世界真正的自由。
參 弟兄的友愛
在流浪式的宗徒生活及踰越、貧窮的情況下，基本上便構成一個新的福音生活方式，這是人類間新的關係，它存在於團體內部本身。自與封建及領主的制度脫離，方濟會的弟兄團體便拒絕所有的統治及所有的優越性，在他們之間只有弟兄的關係，所有的成員彼此都是兄弟。在這裡我們發現該時代基本的靈感，以更充實的字眼來說，這個年輕的團體式弟兄有愛的團體。方濟在會規上說：「任何弟兄對別人，尤其他們彼此之間，不得有管理權。」（會一5）從這點看，方濟放棄院長或封建父權主義思想，而創立了一個弟兄團體。Chenu神父注意到：「從亞西西方濟所表達的意向看來，他的初期同伴之意念不在於組成一個修會──Ordo──，而是弟兄友愛團體──Frater-nitas──，略帶一點無政府的團體字眼。他開啟了一個弟兄的形象及聖召。」（M.D. Chenu: 《Fraternitas》，’Evangile et condition Socio – Culturelle, dans Reue d’Histaire de la Spritualife t.49 (1973)，4, P.390-396）「弟兄」一詞，自此之後在它的福音活力中，便成為這個團體合宜的名字，且與僧侶及神職人員有別。事實上，在信仰的團體內，它代表著人類關係的原始型態。
這新的形態所表現的為人類也是一種釋放。其實，它就是公社團體在起初便渴望實現的，但在金錢的支配下而沒有結果，方濟和他的同伴們則在宗教生活平面上度福音生活，這也說明了這年輕的方濟弟兄團體之所以快速而寬廣地成長與成功。因而，「基督徒有著進入一個較傳統修院生活來得更有活力的修會環境的意識；因為這新弟兄團體的某些方面，及自世俗封建制度教會的改變而煥然一新。」（F.R. Durieux: Les Origines de I’Order d’apre’s K.Esser dans Fransois d’Assise, un E’vand’elisme pour aujourdhiu, 1976, P-23）再者，在歷史的意義上，這種團體成立的意念在給世界提供一個先知性的形象，亦即有一天，將成為一個全人類的團體。
一年之中，有一次或兩次，所有弟兄們皆在大會裡聚集一起，這聚會在弟兄友愛的生活中居重要的地位。大會本身不但是弟兄們再次見面的喜樂時光，共同重新磨練祈禱及讚頌的精神，而且還是一個產生團體意識的時機，所有的弟兄，甚至個別的弟兄皆意識到團體生活的團結及責任，以及他們在世上的使命。按時代的經濟及政治團體型態來看，大會是表示對於弟兄友愛生活參與的表達及方法，在這些民主集會中，是天主子女自由伸展的最大範圍，弟兄們爭論著他們的困難，互相交換經驗、選舉他們的負責人。弟兄們爭論著他們的困難，互相交換經驗、選舉他們的負責人。弟兄們也在這時機制訂、修改與頒布他們的法規，他們在此確定他們的方針及在實行團體的未來時應採取的重大決定。
因此，方濟運動自開始時，便呈現一種龐大而迅速繁殖的景象，從一個小弟兄團體擴散到整個義大利，甚至整個歐洲。弟兄團體建立在各鄉村，而他們活動範圍更是在城市中間。方濟會的房屋圖形在十三世紀末期，便和整個基督信仰的國家的城鎮的圖形相符合。這是另一個在新的城市社會中間所引領的重要福音生活的重要特性，而它便是與城市社會的問題及靈感相配合。
肆 小弟兄
宗徒事業的流動性、貧窮、友愛、參與城市生活……這些都是新的福音生活的特色。但它們仍不足以說出初期方濟會團體的特徵來，在某一程度上，人們也可在該時代不同的福音運動中發現類似的特色。
如果人們願意在方濟會的特殊性中，把它的生活經驗標示出來，則必須加上另一基本特性。薛拉諾為我們作了如下描述：「他（方濟）自己創立，並由他自己命名的小弟兄會。他在會規上寫說：它們應是微小的。接著又說：我願意這弟兄團體稱為小兄弟會。」（薛一38）「小兄弟」的名稱是方濟針對弟兄們生活及在當時的社會與福音中，所給予清楚且明確的福音聖召之觀念。「我的弟兄所以號稱為小兄弟者，目的在使他們不作大人。他們的聖召訓示他們要卑以自牧，以追隨基督的謙虛，庶幾日後在神聖面前高居人上……」（薛二148）
為了完全了解方濟本人所給予弟兄們的名稱之意義，在此應將其視為一個很重要的關鍵點，這來自福音的靈感而稱為「微小」的名稱，在該時代有著階級的意義。為了相對於「大人」，即當時的富有資產階級，並在新市鎮社會掌握有經濟及政治權力的人們，人們遂以「小民」稱呼那些在工地上工作的微不足道的百姓，還有生活在農地農奴似的人們。「小民」一詞包括了所有在新興都市社會中，沒有任何地位及那些甚至不為人所認可的人們。
這些象徵社會意義的名詞並未使方濟畏縮，也沒有使他感到恐懼。相反地，在給予弟兄們「小民」（或微小）的名字時，他要弟兄們能處身於所有鄉村的小老百姓中間。方濟所滿意的弟兄們的謙卑並不止限於內心的態度而已，這謙卑也應具有社會性的幅度。弟兄們不能執行負有任何管理權的工作，這不但是在弟兄中間、在社會中也是一樣。因為在一二二一年的會規內，方濟便清楚地命令弟兄們在他人的家中工作時，不能接受對他人握有統治權力的工作，或與此類似的種種，其實所指的便是那些管理及支配的階級地位，他們拒絕財務、總管及主任等職務（參會一7），簡單地說就是指事或命令他人的職位。方濟補充說：「反之，他們應是一個卑微者，附屬於家內的一切人。」（會一7）
他們為此而喜樂，因為貧苦的環境便是他們宣講天主國的特殊土地，在那兒有秘密的協定，是在福音及微末、貧窮人們之間潛在的彼此關係。方濟以敏銳及視這種關係有生命關鍵的態度來認知它，貧窮人因著他們的一無所有，負荷著人類的罪過，但也帶著世界的希望。他們很自然地面對這個期望，向著一個改變、一種自由開放著。他們不作任何權力及統治的夢想，而是憧憬，一個更自由與更有弟兄有愛的社會，在這社會裡再也沒有權力及統治慾。藉著這個新社會的憧憬與渴望，弟兄們便成了世人的心聲，也藉著這渴望，在不知不覺中，他們便成為超越他們及滿足他們渴望的許諾之先知們。天主國的期望在那些窮人們內心的渴求就不再是生疏的了。其實，當實現這渴求時，也提昇了這個世界。
這便是說何以一個福音的弟兄團體不能只是一個自願的貧窮團體，並且在這封閉的世界及被分裂的社會與歷史中，培養貧窮成為一種德行；它應進而成為一個和小市民及貧窮同在的弟兄團體分享他們的生活條件及渴望，這人類內心的渴求終究能引起一個更合乎正義及弟兄有愛的團體，同時，在內心中也抓住了天國的期望。這需要更努力生活於更謙卑、更捐棄自我的弟兄生活中，而初期的小弟兄們便真正地表現出如同福音訊息的信息者。
在方濟的福音生活規劃裡，我們能看出弟兄友愛生活和福音傳遞使命被牢繫在一起，堅不可破。也就是說，福音訊息的宣講使命和弟兄友愛生活是不可分離的；而這弟兄友愛的生活是因耶穌之名，和那些最貧窮的人們生活，並且把這種生活擴散到四週，為所有人類提供天主國的雛型；作為一個不再有統治及支配存在的人類先知性的宣告，而成為一個在同一天父關照下的弟兄姊妹的生活。
伍 服從教會
初期方濟弟兄團體最後一個特色，為它是真正特殊的面貌，且富於其重要性。「小弟兄」的名稱，在社會性的角色看來，方濟的同伴們生活在鄉鎮小市民中間，同時也解說他們對教會極富意義的態度，以及他們在教會組織內的地位。弟兄們不但願在公民的社會裡成為「微小的」，在教會內也是如此。很清楚這個特點使得他們弟兄團體的面貌，和該時代各種不同的福音運動有所不同。所有的宗派──且為數不少──都在找尋回歸福音的貧窮、福音使命及福音的兄弟愛。例如：在表面上，伯鐸瓦爾多（Pierre Valdo）之以商賈身份而悔改，按福音而生活，便和方濟及其同伴沒什麼兩樣；但使他倆根本不同的是，方濟弟兄團體在和組織性教會的關係上，抱持著尊敬的態度。
方濟並不認為自己是個評論者，也不自以為是一位先知或改革者。他知道在這方面他是微不足道的。的確，他看見了教會的濫用職權，也為此而遭受到痛苦。但他不願意斥責反對任何人。面對神職人員的腐敗，他和他的同伴拒絕扮演「自我清高者」及「真正的司鐸們」。他們只是讓自己成為「來自亞西西的補贖者」。在所有可接受的名稱中，他們願意成為「小弟兄們」。在方濟的言論著述裡，人們幾乎沒有找到一行或一字有著對教會及她的聖統批判的口氣，連一點爭議的味道都沒有。相反地，在這些言論裡頭，人們卻能發現他對教會組織有著極大的尊敬，並清楚地表示出自願的，兒女般之出自最深信德的服從。
方濟和他的弟兄們明顯地願意在教會內度福音生活，並屈服於教會，以信德的共融及生活的連繫和教會一起生活。方濟自己的遺囑在這方面的態度有著最好的解釋：「主曾經並仍在賞賜我，使我對按照羅馬聖教規章生活的司鐸們擁有絕大的信德，因著他們的神品，即使他們窘難我，我仍願意投奔他們。即使我有撒羅滿一般大的智慧，即使我看到的是一些按世俗而生活的可憐司鐸，我也不願相反他們的心願，在他們所住的堂口裡講道。我願意敬畏、愛戴、尊重他們及其他司鐸，就像我的主人一般。我不願注意他們的罪過；因為在他們身上，我辨別出來的是天主聖子，而且他們是我的主人。」（遺囑）
這謙遜的態度在初期方濟會弟兄團體及其福音經驗中，顯示出一種無與倫比的真實及透明性。他們這種的生活真使那些挑釁者感到自己的虛偽；他們表現出了一種愉快信任的自由氣氛；是一種只有在小孩純樸的精神才可發現的喜樂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