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十字路口

第九章 十字路口

方濟不在義國本土之際，兩位代表弟兄的不祥開端，在弟兄們中間並非沒有產生動盪不安，弟兄中也有些人在良心上感到不安。兩大陣容於焉而生了：一邊是忠於福音生活的一派，亦即方濟和那些與方濟生活過的初期同伴們；它們度著完全貧困及天主子女自由的生活。另一邊則是革新者，雖然他們是較小的一群，但他們願意組織及規劃這自由精神的福音生活，並且讓修會生活漸漸形成那更為傳統及安全保障的修會生活型態。在這兩大陣容間，形成了一個緊張，人們害怕他們之間會有斷裂。

有位弟兄特意地越過海洋，向方濟報告。方濟便自東方回到義國，並發現嚴重事態在等待著他。正如方濟所願，他見了蘇丹王，這會面是如此的蒙受禮遇及友誼。雖然宗教信仰及種族不同，但兩人卻有相當時間的交談，他們互相尊重對方。儘管方濟的行動並未立時在歷史上有所影響，但在十字軍熱潮進行中，卻是一件大事。現今，方濟把注意力重新轉向義國，及他的弟兄們。方濟要怎樣處理這些事情呢？這件事情使他傷透腦筋。「方濟，快去修理我的房舍，正如你所見的，它正要倒塌了。」這句十二年前來自聖達勉堂十字苦架的話，再次又在他耳中迴響著，基督的圖像在他的眼中似乎不再是生動的了。他所能見到的是，這建築自上到下是一大裂痕，是他一生工作上的一大斷裂：他的修會正在分裂中，像是一間破壞了的房舍。他又如何來修建它呢？

時候尚未到沮喪或悲哀的地步。方濟立即動身，前往當時的何腦略三世教宗求助，他向教宗請求一位保護者，讓他來拯救修會的情況。方濟便在胡高林樞機身上得到了這保護。

胡高林對方濟極為熟識，兩人有著極不相同的性格，但卻有著極好的友誼聯繫。很有技巧性的，樞機主教開始要使方濟肯定，讓他了解需要給修會一個更為堅固的結構，及為適應不斷增長的弟兄數目，更好劃定生活的模式。千百個人不能繼續如同鳥兒在枝頭上的生活。某些弟兄的流浪生活必須結束，而那些將進修會者應有考驗及陶成的時間。為方濟而言，他從未認為福音生活的簡樸是要為自己的本能毫無限制操縱的生活。他希望胡高林樞機能幫助他壓制那些不符合修會初期聖召的不實的福音生活。胡高林也認真地鼓勵方濟能修訂一個會規，在這會規內能詳細地解釋他所計畫的生活態度，這樣，所有在生活中的一切錯誤將會被去除。無論如何，在他的意見下，應立時著手使弟兄們在生活上的弊端立即停止。方濟信任了樞機的精明眼光及其友誼，便同意如此行事。

就這樣，一連串的改革工作便在進行著。教宗何腦略三世在一二二零年九月廿二日，頒布了「Cum secundum」諭令。其中規定為那些欲進修會者，應有一年的初試，並在誓發聖願之後，便禁止離開修會。同時，為了防止弟兄們流浪逍遙於服從之外，規定沒有院長許可不可四處遊歷。早期無政府狀態似的日子開始上軌道及有紀律約束，又有不少會院成立了。若望弟兄放棄他組織的男女癩病人團體，所有流浪四處的弟兄又再次歸隊。為保護貧窮佳蘭姊妹所求得的信函也被取消了。而那些當方濟不在義國本地時，由代表弟兄所制定的手摘及苦修的規定也同時無效了。

在一二二零年於Saint Michel所舉行的總會議中，弟兄們獲知了各種不同的規定，至於這件事情，我們不必隨著保祿沙巴底（Paul Sabatier）的意見，認為這些改革突顯了教宗首席或教廷在控制著方濟會運動，是一毫不可免的步驟，使方濟會運動脫離了它原始理想；然而，我們自己了解，方濟會新的時代展現出來了。所有四溢奔放及自由時期的時代已結束了，接著而來的便是行政管理的時代，所有蹦蹦跳跳的生活必要導向合宜的管道。換句話說，開始了管理的時代了。

當方濟知道「管理」的方式納入修會生活時，他隱退了。他知道這不是他的神恩，也是不可能的。那不是主給這位微小及貧窮的他所具有的召叫。另一方面，他嚴重患病的健康狀況不允許他繼續這種工作，故在他的內心裡，他決定辭去總會長職，但並非放棄在倫理方面的責任。在大會中，他向弟兄們宣布說：「今後，我對你們等於死人一個。看，我與你們每人要服從伯鐸（Pierre de Catane）弟兄。」（薛二143）

「今後，我對你們等於死人……」說完了這話，全體弟兄陷入沉默之中，猶如宣布了喪事。在好些弟兄們的心中，他們似乎聽見了喪鐘。但在方濟的宣告中卻未存任何悲哀，沒有其他任何的想法。方濟只是願意以決定性方式指明他退下來，並置身於弟兄們中間，如同最微小及最末的一位。他完全地信託伯鐸弟兄。伯鐸弟兄是他早期時候的同伴，他把管理修會的擔子放在他身上。而方濟以平靜的心神，以虔誠的心及不受任何干擾的心，把這重要的工作託付給胡高林樞機，樞機便鼓勵方濟修訂一個新的會規。

然而，不幸地，伯鐸不久在一二二一年三月十日便去世了。樞機主教便推舉了候選者厄利亞弟兄（Elie Bom Darone）。按照Fortini所說的，厄利亞在加入修會之前，早在亞西西的市鎮裡的行政公務上任有高職。這位在Bologne學校受過教育的法學者，是位個性強烈又能幹的人，按Mariano說，羅馬教廷及王室都以他為該時代之領導人物。他在方濟的第二批弟子中間，但並未因著他的才能而使自己在弟兄中突顯而出。在一二一七年的大會裡，他被派任為敘利亞的省會長，亦即在近東，並為法國所佔領的地區，且和回教世界相接觸。後來和方濟一起回到義國。在胡高林樞機的眼光中，他就是那時代所需要的人。誰又是最有行政經驗的人才，足以成功地使在弟兄的動盪不安中，能給予紀律並走上軌道呢？另方面，厄利亞對方濟又具有真誠的熱忱及絕對的虔敬。

方濟受了樞機主教的選擇，也不會料想這種選擇的後果與影響。厄利亞的真正個性也尚未顯露出來。但不久，它將會被肯定的，厄利亞對方濟很忠心，他期望讓小弟兄們在此地能按他自己的想法佔有一席之位，他希望修會能有傑出的成就。這個野心，無疑地，是出自相當好的動機。不過，它卻表示出一個很深的誤解，一個完全不了解出自小窮人心中的看法。厄利亞在不知不覺中為勝利主義的惡魔所吞噬。為了傳揚福音的儉樸，他切願在所有的基督信仰地區，極盡所有宣傳的能事。在他這種情況下，公社的自豪面具便覆蓋了修會團體。在他管理弟兄們的十三年中，他積極熱衷在消弭問題上，正如一位學者所說：「（厄利亞）大力地推動神學的研究，推動向外的傳教使命，增加會省數目，他也嚴厲地鎮壓異己者，將凱撒弟兄（C’esaire deSpire）定案入獄，也使良弟兄遭受棒刑。」（S.Pait: Saint Francois d’Assise, Paris, 1968, P.198）厄利亞也把方濟的遺體安置在已建好而有名的方濟大堂，而這個堂是由三個聖堂所合併而建的，這是一項偉大的成就，但也是一座富麗堂皇的建築，完全和謙遜方濟的生活與利想成強烈對比。沒有比這座聖堂的工程更能描述出厄利亞的複雜人格了，它結合了統治精神及神祕主義。

就是這樣的人物，由胡高林樞機主教所提拔，而為方濟毫不遲疑地任命為修會的副總會長。